K8凯发(中国)天生赢家·一触即发

易全勇 吴晓丽 罗生全:学科竞赛赋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困境及优化路径
栏目:k8凯发集团 发布时间:2025-11-13
 k8凯发集团研究领域:教育社会学,教育管理学,家庭教育研究。吴晓丽,罗生全,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摘要:学科竞赛机制作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载体之一,为挖掘和积累人才红利贡献了重要力量。然而,当前家长望子成龙的利益诉求,加上社会各方的逐利心理等因素长期影响着学科竞赛机制功能的有效发挥,导致个体教育选择与整体育人目标出现脱节,学科竞赛机制陷入博弈困境。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逻辑理路出发,基于实证调查

  k8凯发集团研究领域:教育社会学,教育管理学,家庭教育研究。吴晓丽,罗生全,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摘要:学科竞赛机制作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载体之一,为挖掘和积累人才红利贡献了重要力量。然而,当前家长望子成龙的利益诉求,加上社会各方的逐利心理等因素长期影响着学科竞赛机制功能的有效发挥,导致个体教育选择与整体育人目标出现脱节,学科竞赛机制陷入博弈困境。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逻辑理路出发,基于实证调查数据,剖析当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背景下学科竞赛机制的实践困境,提出竞赛育人的三大破解之道:完善教育考试升学系统,兼容英才与大众;畅通拔尖人才上升通道,贯彻大中小衔接教育;优化教育综合评价体系,实施多元化人才培养,以期充分协调整合教育系统的育人功能与筛选功能,打通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纵向衔接渠道,培育教育系统健康新生态,助推教育高质量发展。

  探寻学科竞赛赋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破解路径,首先需从学术史的视角梳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这一话语的发展脉络。“拔尖创新人才”是中国语境下的本土概念,从制度逻辑、学理逻辑与实践逻辑来看,“拔尖创新人才”同时具备政策话语、理论话语与实践线年代,我国便开始了对少数智力优秀儿童培养的早期实践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初现雏形。到21世纪初,“拔尖创新人才”正式被纳入国家教育任务之中,学界开始广泛关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研究。我国对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一直持续至今,在制度逻辑上,国务院、教育部出台多项政策制度持续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落地生根;在学理逻辑上,学界紧密关注拔尖创新人才的理论内涵、培养范式与培养目标;在实践逻辑上,各地政府及院校也在积极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路径。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提出“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的时代命题[1]。自此,“拔尖创新人才”作为政策话语,首次被纳入国家教育任务中,并进一步成为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目标。基础教育阶段是中小学生建构知识体系、发掘兴趣潜能的关键时期,同样也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黄金时期。这一阶段的教学通过培养学生的创新知识和技能,引导他们运用创新思维,养成创新意识和精神,从而为日后具备创新人格打下扎实的基础[2]。随着我国经济水平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作为国家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关键保障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问题受到国家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相关政策文件相继出台,具体包括聚焦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的纲要意见以及聚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具体计划。

  2006年,国务院下发《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反复强调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其基础是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3]。2010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明要把人才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摆在突出位置,指出提高国民素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4]。随后在2012年,教育部发布《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以“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主题展开了专项论述[5]。2015年,国务院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要凸显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6]。2019年,教育部发布《2019-2021年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7]及《2019年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8],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再次推上热潮。2022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意见》[9],进一步对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指明发展路向。

  2009年,“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简称“珠峰计划”或“拔尖计划”)应运而生,陆续在数理化生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5个学科开展探索与试点[10]。2013年,“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简称“英才计划”)开始执行,以期夯实国家科技创新后备人才队伍,助推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有机衔接[11]。而后在2018年,教育部又一聚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方案落地,《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的意见》(简称“珠峰计划2.0”或“拔尖计划2.0”)提出要经过5年的努力,初步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12]。随后在2020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推出“强基计划”[13],并逐渐发展为当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抓手。

  由此可见,这些政策文件的下发无不体现出国家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也体现出我国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问题上既有国家战略发展的宏观规划又有聚焦人才培养的微观方案。这些政策在摸索中不断求新创新,助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科学化、特色化。

  虽然“拔尖创新人才”是中国语境下的本土概念,但其本身是一种广义概念,在国内外均有相关研究。国外的资优教育与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相对应,同样致力于培养国家优秀的后备人才力量。因此,拔尖人才培养是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学者广泛关注的重要议题,关于其理论内涵、培养范式及培养目标等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当丰富。

  关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内涵界定,研究起步较早,探索广泛。国内学者郝克明指出“拔尖创新人才”即那些“在各个领域尤其是科学、技术和管理领域,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有创新精神和能力,为国家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在我国特别是在世界领先的带头人和杰出人才”[14]。杜枫、周冉认为拔尖创新人才是“既有健康的体魄和丰富的文化知识,又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和思想情操;既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又有初步的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既有优良的心理素质,善于独立思考,又具有合作能力的高素质人才”[15]。刘嘉提出了新时代创新人才的三个核心要素,包括“‘科学人文’的知识与能力、‘发明创造’的思维品质和良好的‘心理素质’”[16]。戴耘在拔尖创新人才的界定上提出创新的五种形态,即技术创新、设计创新、知识创新、理论创新、范式创新,并将创新人才划分为理念创新人才和技术创新人才两种不同类型[17]。国外资优教育相关研究中多使用“天才儿童”(giftedness)、“英才儿童”(gifted and talented children)、“天才学生”(gifted and talented students)等概念,强调天才学生在一个或多个领域有更高水平的表现[18]。如1972年在美国国会通过的《英才教育》(Education of the Gifted and Talented)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英才儿童”是指那些被专业人士鉴定为具有高水平表现的儿童,这些儿童在一般智力、特殊学术性向、创新能力、领导能力、视觉或行为表现艺术、心理运动能力六个领域中的个别或全部领域表现优异或具有潜力[19]。Renzulli认为,天才学生通常会在智力、创造力、艺术性、领导才能、组织技能或人际关系、特殊学术领域表现出卓越潜能[20]。综上所述,拔尖创新人才的内涵界定丰富,主要强调人才在智力、人格、思维、素养等多方面的发展。本研究中,拔尖创新人才主要指具有浓厚专业志趣、问题解决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创新思维、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与国家使命感的后备人才。

  国际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范式历经由天才儿童范式转向天资发展范式和区分范式的研究脉络。其中,天才儿童范式认为个体先天的天赋决定了其成为人才的标准,即后天培养只是天赋激发的手段,真正决定学生是否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因素在于其是否具备既有天赋。因此这一范式下的学者致力于通过各项测评量表对个体进行甄别与评估,强调选拔功能。而天资发展范式认为,拔尖创新并非个体与生俱来的特性,而是在与环境的一系列复杂互动中发展形成的[21],重点思考如何为人才创造有效的学习环境和优化的学习路径。此范式强调拔尖人才的产生是一个培养锻造的过程[22],因此个体可通过自身的努力与实践走向拔尖创新人才的行列,强调培育功能。区分范式则认为教育教学应当关注个体的学习需求与最近发展区,而非所谓的天赋与潜质,应当根据个体的学习需求设置个性化课程体系,强调培育功能。我国当前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在选拔方式上更偏向于“天资发展范式”,而在培养目标上则更倾向“天才儿童模式”[23],即重视选拔,轻视培育,更倾向于利用教育的筛选功能甄别智商超群的学生,而忽略了对潜在人才的培育引导。

  针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现有文献大致可分为四种观点,具体包括“癌症治疗说”“增加社会资本说”“自我成就说”“独特需求说”,其中前两者指向教育的社会属性,认为拔尖创新人才应具备解决全球棘手问题、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准、改善人类生存境况的能力[24];后两者指向教育的个人和内在属性,强育要帮助学生找到生命的意义,并根据他们独特的心智结构发展满足他们的独特需要[25]。我国当前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目标更倾向于“癌症治疗说”和“增加社会资本说”,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背景下,培养国家创新人才以服务社会的价值导向固然重要,但也需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价值与个人发展需求,实现社会价值导向与个体价值导向的协同并行。

  自20世纪70年代起,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便拉开帷幕,直至今天,各种培养模式相继涌现,主要包括针对少数高智商学生的少年班培养模式和面向普通大众学生的分层次培养模式。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科技人才力量极度薄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第一个集中培养少年大学生的基地,在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和推动下,于1978年3月在中国科技大学落地生根[26],随后在1985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12所重点院校陆续开展少年班试点办学,进一步推广了少年班教育[27]。200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将原系级建制的“少年班管委会”升格为少年班学院[28]。与此同时,针对超常儿童的培养实验也在展开。如北京八中1985年开办中学超常教育实验班(简称“少儿班”),2010年又设立智力优秀学生综合素质开发实验班(简称“素质班”)[29],两者皆采用更少年限学更多学段知识等加速教学的方法,对智力优秀孩童开展学业培养。北京四中2010年组建“杰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道元班”(简称“道元班”),积极探索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初高中综合一体化模式[30]。

  21世纪,北京“翱翔计划”、上海“普通高中学生创新素养实验”、陕西“春笋计划”、重庆“雏鹰计划”等区域式培育项目陆续兴起,从而掀起育人方式的实践热潮。如“翱翔计划”以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学院为管理载体,启动了数、理、化、生、地及IT等六个学科领域,面向全市高中学校推选热爱科学、特长突出、学有余力、品学兼优、具有创新意识和培养潜质的高一年级学生[31]。“雏鹰计划”则以重庆市高中学生为主要对象,以普通高中和本科院校联合指导创新教育课程学习和课题研究为主要方式,建立起大学与高中联合发现和培养拔尖创新后备人才的有效方式和机制[32]。

  随着我国国际影响的日益攀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在国内实现产业升级、在国际抢占科技制高点的竞争中日趋重要[33]。党和国家出台多项政策,致力于发现和培养更多的拔尖创新人才,以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不同地区结合自身资源条件因地制宜,针对不同类型学生创设针对性、个性化的学业培养模式,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共同助力国家科技创新后备人才队伍建设。自2002年“拔尖创新人才”这一话语被纳入国家战略规划以来,关于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探索便开启了借鉴学习与自主摸索相结合的征程。其中,自2018年9月《关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试行)》印发以来,学科竞赛正逐步发展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之一[34]。有研究发现,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竞赛在影响学生日后的职业选择方面效果尤为显著,竞赛的成功参与者比同龄人更有可能从事相关学科的研究,并取得高于平均水平的成就,学科竞赛被视为学校教育之外,培养学生创新动机和提高创新技能的一种有力措施[35]。然而,学科竞赛机制在实践操作层面又碰到各种困境,网上舆情不断。如何基于实证调查有效纾解学科竞赛博弈困局,充分发挥竞赛育人的价值,让学科竞赛赋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进而为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成为当下亟需破解的一个难题。

  拔尖创新人才承担着民族复兴的大任,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关键力量,是落实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客观需求[36]。学科竞赛机制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之一,关注其选才育才的现实困境有助于进一步优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形式,针对重庆地区中小学生全国性竞赛活动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实证调查,竞赛类目选自《2022-2025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37]。研究在观察和访谈过程中重点关注竞赛举办方对竞赛组织管理的规范性、学校竞赛育人作用的发挥等方面,以求全面深入把握竞赛开展现状,以发挥竞赛育人功能,进一步提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

  结合重庆市不同行政区经济和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学校办学条件,研究选取重庆市8个行政区(渝北区、九龙坡区、渝中区、万州区、沙坪坝区、巴南区、南岸区和北碚区)中的17所学校作为学校层面的样本,其中包括11所小学和6所中学,且所有样本校均为重庆市重点学校,访谈对象包括76名参与竞赛指导的教师和84名具有竞赛经历的学生,访谈对象基本情况见表1和表2,为遵循保密原则,对访谈学校、教师、学生采用匿名处理的方式。其中,教师涵盖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涉及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体育、音乐、美术、自然、地理、科学、德育、信息技术、综合实践等15个竞赛类别,被访教师平均教龄在12.41年。

  研究基于已有文献资料,采用德尔菲法编制修订访谈提纲,通过线上及线下的方式对教师及学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随后,对访谈有效文本进行编码及分析,进一步得出结论与建议。其中,教师访谈提纲围绕目标定位、组织管理、竞赛支持、总体评价、竞赛建议等五个维度展开,学生访谈提纲围绕参赛情况、影响收获、外部支持、总体评价、竞赛建议等5个维度展开。

  76名教师共形成访谈录音1187分钟,访谈文稿字数累计27万余字,84名学生共形成访谈录音919分钟,访谈文稿字数累计20万余字。运用Nvivo11.0对访谈有效文本进行深度阅读分析,按照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的顺序进行逐级编码,形成学科竞赛现状调查编码表(如表3、表4所示)。对教师的访谈文本进行编码后,最终形成目标定位、组织管理、竞赛支持、总体评价、竞赛建议在内的5个一级指标,参赛动机、参赛投入、参赛策略、繁杂与技巧化、体系尚待完善、资源分配不均、竞赛经费保障不足、师资专业性不强、竞赛激励机制不全、筛选甄别拔尖创新人才、竞赛资源区域差异显著、竞赛红利升学压力冲突、提升竞赛数量质量、强化监管组织管理、给予教师政策保障、重视竞赛梯队建设等在内的16个二级指标,尝试从局内人的视角解读当前学科竞赛机制赋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困境所在。

  在对学生的访谈文本进行编码后,最终形成参赛情况、影响收获、外部支持、总体评价、竞赛建议在内的5个一级指标,参赛动机、参赛经历、积极影响、消极影响、家长支持、教师支持、同辈支持、其他支持、竞赛题目难度过大、缺乏结果反馈机制、缺乏专业性和公正性、加大监察力度、优化淘汰机制、拓宽宣传渠道、优化收费制度等在内的15个二级指标,尝试从参赛学生的视角剖析当前学科竞赛机制带给学生的收获与烦忧,以促使学科竞赛回归育人本位。

  基于访谈文本深入剖析竞赛活动中呈现出的痛点难点,可以发现,学科竞赛机制在运行过程中呈现出竞赛功能异化致使教育生态恶化、学生志趣工具化、家长心理异化等失范现象,具体表现为竞赛红利下教育生态不正与竞赛育人实效偏颇、升学压力下个体志趣扼杀与国家创新人才流失、淘汰机制下家长参赛抉择两难与学生竞赛学业冲突三大博弈困境。

  由于部分学科竞赛将竞赛奖项成果与学生升学建立勾连,导致“竞赛与升学挂钩”的功利观念在全社会蔓延。教育在利益至上、分数至上的偏念下被简化为高利害关系的考试竞赛场,竞赛主导原则是形式公正、程序僵硬的考试[38],这导致家长迫使孩子盲目进入竞赛赛道。部分学校及教师也在校际竞争的危机感中不断功利化地推销竞赛效果,一味追求竞赛成果产出,促使竞赛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竞赛育人实效发生偏颇。

  竞赛红利的蔓延也催生出大量培训机构,培训费用日益成为大多数家庭的一项固定支出。虽然国家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后明面上的收费(比如报名费)大幅减少,但这些费用实则转嫁至培训过程中,竞赛费用变得更加隐性。被访的参赛学生提到:“在没有提前告知的情况下,竞赛过程中经常还会额外收取费用。尽管美其名曰报名费减少了,但取而代之的是补习费、参赛费、设备购买费等各项费用的层层加码(XDFS中学HTY同学,初二)。”这也导致一些普通家庭学生在过重的经济负担下只能望而却步。这种不可预知的经济负担更是让许多本有专业志趣的学生放弃了竞赛道路。比赛和学业是会有冲突的。有一次去参加比赛我早上七点半就出发了,回来的时候很匆忙,没有听到多少课,作业也做不出来,只能让我同桌帮我讲解。(CY小学ZCX同学,五年级)

  有一次我外出参加生物培训,二十多天一天都不能休息,每天都培训到很晚,那段时间身心俱疲。(YC中学XYZ同学,高一)

  竞赛作为学生学业外的一项活动,不可避免地会消耗学生的时间和精力。调查发现,参与竞赛的学生多集中在课后、午休、周末以及寒暑假时间进行集训,可用来支配复习竞赛知识的时间有限。加之学生本身的精力有限,过重的竞赛培训侵占学生学业时间与休息时间,进而导致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与身心压力。

  另外,竞赛资源大多被掌握在重点学校手中,因此校际差距不断加大。许多学校将竞赛指标指向量化产出,在过分注重名次、奖项与荣誉的风气之下,逐渐遗忘了竞赛育人的初衷。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小学竞赛被比作“学习杂技”,其竞赛内容大都超越了当前的学习范畴,俨然已成为升学的跳板。竞赛红利驱使着学校功利化推进竞赛培养,致力于量化培养获得高水平奖项的竞赛学生,过度关注学生在竞赛中取得的荣誉,而忽略了学生自身的志趣发展与个人成长。

  重点中学把很多高层次奖项的赛事完全垄断,形成科技鸿沟,从而产生竞赛“护城河”。(JS中学L教师)

  普通学校生源差、教育经费投入少、支持力度小、与教育机构合作少,这就导致与重点学校的教育效果形成一定差异。重点学校在竞赛中获得荣誉从而将更多的教育资源投入其中,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进而形成恶性循环。(WZDE中学X教师)

  教育的本质,即培育和形成人的各方面的本质力量,在于使人的本质充分而全面地发展,进而成为线]。然而在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和社会分层观念的影响下,家长过度重视子女的学业成绩和竞争能力,忽略了其身心发展与人际关系[40],这种盲目逐利心理引导下的教育倾向会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少年人格的形成,在这样的教育倾向下成长的孩子即便是有幸成为竞赛中的佼佼者,恐怕也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本来旨在助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保障人才选拔公平性、体现社会正义政策导向的竞赛机制,却在逐利心理、学校垄断等种种因素的干扰下,异化成了学生的跷跷板抉择,学生们既渴望参加竞赛又难以安心求学。教育生态陷入僵局,竞赛实效适得其反。

  研究发现,由于竞赛残酷的淘汰机制与现实的升学压力,越来越多原本有浓厚学科兴趣的学生选择退出“英才选拔”这条赛道,转向普通高考的“大众升学”通道。从个人角度来讲,是学生的自信心和个体的研究志趣被扼杀了;从社会角度来讲,这可能导致国家潜在的科技创新人才被埋没。即便再拔尖的学生也难以确定最终能否走通竞赛这条道路,因此,他们要做两手准备,既要参与竞赛选拔,又要准备普通高考[41]。然而,竞赛结果的高利害性使得家长和学生产生“覆水难收”之虑,从而选择趋利避害,放弃竞赛这条道路,人才早期的兴趣、能力和专业发展受阻,以“竞优”为目的的人才选拔却变为在激烈升学竞争下选择规避风险的“竞次”。

  参加竞赛活动是学校和父母要求的,他们觉得这样有助于我未来的升学和就业。(WZ中学,ZZY同学,初一)

  刚开始对化学还很感兴趣,可后面的竞赛培训越来越多,有时候想做点自己的事情都没有自由可言,就开始变得抵触了。(YC中学,CLJ同学,高二)

  升学压力之下,学生的志趣成为学校和父母眼中能够参与竞赛获得奖项、争夺优质教育资源的工具,所谓的“为了你好”却适得其反,导致学生在日复一日的竞赛培训中丧失对学科原本的兴趣。竞赛本是发掘学生潜力、激发学生志趣的活动,却在升学压力下成为个体志趣工具化的载体。

  希望全国各地区竞赛能够像浙江竞赛那样具备梯队感,不只把机会留给金字塔塔尖的学生,而使其他学生成为陪跑的炮灰。现在的竞赛必须进入全国前四五百,才能把它兑换成一张踏入顶尖学府的入场券。而如果跻身不了前四五百,那就竹篮打水一场空,它就真的只能成为人生中的一次素质教育经历。因此愿意参与的学生越来越少,国家就丧失了许多真正在这方面有天赋的学生,竞赛整体质量下降。(YC中学Z教师)

  当前的教育机制不容许学生将太多的精力放在收获渺茫的竞赛赛事中,如Z教师所言,学生在巨大的升学压力与激烈的名额竞争中只能选择规避风险,放弃志趣,由此造成了大批优秀人才的悄然流失。“梯队感”的提出,能够避免选拔性压抑,畅通人才上升通道,进一步实现人才回流。

  由此可见,学科竞赛本是引导发掘青少年研究志趣、激励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储备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关键手段,却在竞赛淘汰机制等种种因素的影响下,变成了扼杀青少年志趣萌芽、紧缩后备人才竞赛之路、阻滞国家潜在人才发展的“拦路虎”,学生个体志趣遭受忽视,国家创新人才培养事倍功半。

  由于部分学科竞赛将竞赛结果与升学挂钩,导致部分家长群体陷入升学焦虑。这种焦虑让部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将孩子推上了“孤注一掷”的道路,他们仅仅关注竞赛直观上带来的升学红利,把竞赛视为升学的重要“梯子”,全然不顾学生个人兴趣与天赋,“赶鸭子上架”式地逼迫学生走上竞赛之路。针对这一参赛心理有教师指出,家长群体需要清楚“一个真正具备这种实力的孩子,他在竞赛道路上能找到适合他的舞台”(DB中学L教师),但“应该客观冷静地分析自己的孩子是否具有这方面的兴趣和特长,不适合的就不要往这条路上去赶鸭子上架”(DB中学W教师)。实证调查发现:高中生选择走竞赛这一条道路,就好比在“押注”,如果成功就是“中彩票”。(YC中学Y教师)

  这就说明,当前学科竞赛机制的设置以及其与升学挂钩的机制,致使家长滋生了“押注”式参赛心理,从而在陷入盲目追逐红利的“洪流”之中揠苗助长,进而影响孩子的身心成长与学业发展,而这与竞赛的育人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研究发现,中小学竞赛深刻影响着学生对于人生追求与学科发展的认知。学生通过参与竞赛活动,收获的不仅是知识的积累与能力的提升,还有对学科知识的深刻体悟、对国家发展现状的现实把握,以及对未来职业规划的积极影响。在竞赛过程中,不断让学生接触产学研前沿的重大问题,引导其将个人的人生追求与重大问题相互共振,进一步激发其探索欲望[42],是激发、培育拔尖创新人才的关键一环。然而,由于中学生群体面临着竞赛选拔与升学考学的艰难抉择,竞赛的教育价值在升学压力的现实逼迫下被无限压缩。加上初中生面临中考分流压力,家长更关注孩子能否提高考试分数,不愿意让孩子将时间精力花费在消耗巨大却成功渺茫的竞赛轨道上。因此,竞赛对很多家长来说是一种“筛子”,即很多家庭不甘心自己的孩子花费太多精力在竞赛上,最终选择半途而废,被迫选择舍弃。这也导致许多对竞赛兴趣浓厚、颇有天赋的学生放弃竞赛之路。

  家长觉得孩子周末多掌握几道题型,提高分数更现实。(JS中学J教师)一些本来在这方面有天赋、有能力的孩子被迫放弃参与到这项兴趣培养当中。(RHJ小学C教师)指导教师在对家长做思想工作时苍白无力,学生、家长、教师压力都很大。(YC中学L教师、Y教师)

  调查时许多家长表示初中生分流压力大,所以更愿意“把握”住当下的分数,而不愿让其追求渺茫的竞赛。尽管有些学生兴趣浓厚,也不得不放弃竞赛而选择为中考奋力一搏。高中生则是因为“强基计划”对于学生获奖水平要求过高,家长希望孩子能够保底发挥、稳上大学。由于竞赛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出现“机会主义”与“保底主义”的博弈。一面是为了抓住竞赛红利而孤注一掷的强迫参赛,另一面是为了稳定升学退而求其次的遗憾退赛,家长群体的参赛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我国当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的博弈困局。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效果直接关系着我国未来顶尖科技人才队伍的质量。面对学科竞赛机制下选才育才暴露出的现实困境,我们应思考如何攻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重壁垒,打通中学与高校之间的人才输送通道,使越来越多的创新人才能够出得来、走得稳、行得远。同时,更应深思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背景下各项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方案能否真正充分整合教育的育人功能与筛选功能,从而使英才与大众都能各得其所、各尽其能。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越来越多的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从精英化逐渐走向普及化。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仍旧紧缺,这就导致基础教育阶段学业竞争持续加剧。家长群体不仅希望孩子有学上,还希望能早上学、上好学。“英才选拔”赛道与“大众升学”通道因此发生边界摩擦,大批学生群体在竞赛红利驱使下盲目闯入“英才选拔”赛道,教育的育人功能与筛选功能失效并走向无序发展。倘若要使这种局面发生改变,就必须思考如何完善教育考试升学系统,确保英才与大众都能在教育的赛道上把握成长的节奏与方向。

  学科竞赛作为“英才选拔”的重要赛道之一,备受广大家长和学生关注。即使自己的孩子学业成绩平平,许多家长依然迫使其加入学科竞赛行列,有些家长甚至还给孩子报名了一些“黑竞赛”(不在教育部公布的白名单竞赛列表中的竞赛)。一方面增加了这些学生的学业压力,迫使英才教育平庸化;另一方面又造成竞争的加剧,导致教育系统内卷化。参与到精英教育系统中的人数越多,内在矛盾也就越大,竞争的烈度越不正常[43],由此导致人民群众对于升学的需求期望与国家选才育才的选拔机制之间的剧烈摩擦。因此,应当严格落实《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定期核查“白名单竞赛”办赛导向,规范定位学科竞赛的功能及价值定位,取缔竞赛与升学之间的畸形关联,转变公众追求竞赛功利性价值的认知偏差,引导家长理性看待竞赛功效,消弭竞赛红利偏念,促使竞赛回归素质教育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本位。与此同时,要给予普通学生接受教育的信心与底气,引导其根据自身的学业能力、个人偏好、职业规划等选择适合个性化道路。

  由此一来,能够恰当地为学业竞争设置合理边界,扭转教育系统在急剧扩张中因无序扩容而造成“一”遏制“多”、“平凡”遏制“拔尖”的双重压抑局面,与此同时构建起兼容“英才选拔纵向分层”和“大众升学多元适配”两种功能定位的考试升学系统[44],并且加大对这两种升学系统的宣传引导,防止家长和学生扎堆,从而实现无论是英才还是大众都能在适合自身发展的考试升学系统中得以成长的目标。

  要使英才的选拔与培养能够在面向大众的教育考学系统中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既需要制定一定的刚性选拔指标以维持适度的竞争,又需要给予英才一定的环境与机遇以促进人才的早期发现与培育。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学业筛选的普遍化不仅意味着扩容筛选量,还要通过全面立体地理解变化,把握发展态势,积极构建新的筛选机制[46],有效保障英才与大众在与自身才性相匹配的赛道上良性竞争,从而使英才能够在大众考试竞争社会中脱颖而出。另一方面,要逐步探索竞赛梯队建设,为不同类型的创新人才创建“绿色通道”,使不同领域人才可发现、有发展,充分保障国家科技发展后备力量不流失、不埋没。同时,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延伸至基础教育阶段[47],并与高等教育阶段有效衔接,持续输送高质量人才。在充分理解竞赛高利害性给家长、学生群体带来的升学焦虑的逻辑基础上,通过多种手段提供参赛社会性支持,适度提升评优评先比例,从体制上保护人才,通过增加参赛梯度与获奖机遇实现科技人才回流。科学采取学科竞赛类别对接大学学科专业的招生方式,适度加大高校招生自主权,大力倡导高校与科研院所直接同中小学挂钩,及早发现有专业特长的、有潜质的超常学生[48]。

  当前教育体系迫切需要政府扩大广义上的选拔供给,让更多元的才能、多样的需求都能在公平的舞台上展露出来,既可以为高考在早期实现“硬分流”,也可以向家长和学校释放信号,调整预期,避免学业竞争大众化趋势带来的选拔性压抑[49]。同时,不仅要重视拔尖创新人才基础教育阶段的发现与培养,更要关注拔尖创新人才进入高等教育阶段的成长与发展,从纵向教育体系上实现对拔尖创新人才的个性化培养、持续性培养与高质量培养,不断强化中小学与大学之间的培育链。一方面可自下而上采用加强小学兴趣培养、高中定向培养的措施,另一方面可自上而下采用依托大学超前培育的方案。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顺利衔接,能保证人才个性化发展和向专业发展过渡的连续性和进一步跃升[50],英才发展的道路得以畅通,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效能自然也随之提升。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今天,高考制度仍然具有促进青少年努力向学、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维护教育与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51]。然而,从教育的育人目标出发,人才选拔最终应走向合理分流、“人尽其才”,因此教育综合评价体系尤其是人才选拔方式应指向多元化人才培养与多向式发展路径。有学者指出,在醇熟的高考文化境域下,高考是优化人才培养、促进人才选拔的考试制度,已有的传统社会文化树立起的坚实堡垒阻碍了学校教育扭转单一的育人导向的进程[52],传统人才培养观深深束缚了人才选拔制度的变革与优化。

  “强基计划”等人才培养机制作为中国拔尖创新人才实践范式的新探索,其甄选培育人才的功能不可否认。然而,无论是新高考改革还是“强基计划”等拔尖人才培养机制改革,都需要扎根中国国情,基于时代要求,回应社会需求,回归育人本质。因此,需要改变传统的人才培养观念,走向综合式、过程式的人才培养体系,形成国家选才与高校育人的内外联动、人才特长与评价多元双向互济的发展格局[53]。同时,创新人才一旦进入“重点培养”甚至“定向培养”的轨道,很容易落入“早出人才”甚至“早拿诺奖”的迷思[54],因此,应避免走入急功近利的陷阱,而是要坚持立德树人的初衷,走综合式、多元化培养路向,不断优化教育评价体系,搭建多元协同育人机制,真正达到竞赛育人的目的。

  学科竞赛所带来的诱人红利吸引着一大批学生和家长前赴后继,一些学生并不适合竞赛道路也被家长盲目推进竞赛“洪流”之中,试图抓住升学的“梯子”不停向上爬,而一些本有专业志趣的学生却因为竞赛对学业产生的较大压力以及高投入低回报的竞赛现实而对感兴趣的竞赛活动望而却步,不愿成为巨大“筛子”下被动淘汰的炮灰。正是因为学科竞赛机制运行过程中暴露出的痛点与难点,使得家长与学生群体产生“是梯子还是筛子”的深切疑虑。

  研究基于学科竞赛机制的实践困境,进一步明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未来路向。其一,缓解教育赛道摩擦,“英才选拔”赛道与“大众升学”通道需设置合理边界,并进行正确引导,才可实现同向并行。其二,畅通人才上升通道,着力探索学科竞赛梯队建设,合理调整评比机制,实现科技创新人才回流;打通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纵向衔接渠道,强化人才培育链。其三,回归育人本质,建构指向多元化人才培养与多向式发展路径的教育综合评价体系,保障人才可发现与可持续发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