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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融合教育让孤独症孩子有学上上好学
栏目:k8凯发集团 发布时间:2025-09-22
 在广西某小学的走廊上,杨玲已经陪伴儿子阳阳度过了两个学年。14岁的阳阳患有孤独症,几乎不会说话,情绪激动时会无意识地撕咬自己的手,或在教室里突然跑动尖叫。杨玲在教室外搭了一张简易桌子,随时准备在儿子出现情绪问题时冲进教室。  “即便如此,学校还是多次暗示我们转学。”杨玲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无奈地说,“老师说他的存在影响了整个班级的教学秩序”。  阳阳的经历折射出孤独症儿童教育面临的普

  在广西某小学的走廊上,杨玲已经陪伴儿子阳阳度过了两个学年。14岁的阳阳患有孤独症,几乎不会说话,情绪激动时会无意识地撕咬自己的手,或在教室里突然跑动尖叫。杨玲在教室外搭了一张简易桌子,随时准备在儿子出现情绪问题时冲进教室。

  “即便如此,学校还是多次暗示我们转学。”杨玲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无奈地说,“老师说他的存在影响了整个班级的教学秩序”。

  阳阳的经历折射出孤独症儿童教育面临的普遍困境。尽管《残疾人教育条例》明确规定残疾儿童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但对很多孤独症孩子而言,融合教育之路依然道阻且长。

  “孤独症孩子很难享受到特殊教育,很多普通公立学校又未开展融合教育。社会偏见与歧视、特殊学校建设困难、社会服务下沉阻力,都是特殊儿童教育面临的难题。”山东德州新语特教培训学校校长李国俊对记者说。

  北京人刘希的女儿豆豆正在读小学四年级。因为患有孤独症,豆豆无法理解为什么自习课不能随意走出教室。在校期间,她不时出现的“问题行为”让老师频频给刘希打电话,“一个学期可能接到老师20多个投诉电话”。

  “学校没有特教资源,普通老师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孤独症儿童的特殊行为。”刘希的心始终悬着,她不知道女儿还能在这所普通学校待多久。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北京的冬冬身上。这个曾经随班就读的男孩有很多被老师视为“坏习惯”的行为——啃手指、摸耳朵、突然拥抱同学等。在缺乏专业支持的情况下,老师与家长的督促反而让他失去了上学的兴趣。最终,母亲王涵不得不为他办理长期休学。

  “如果学校有特教老师,或者允许陪读,我们可能不会走到这一步。”王涵的话语中透着无奈。

  这些孩子的遭遇反映了当前融合教育实施过程中的深层困境。据教育部数据,截至2024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396所,特殊教育专任教师8.13万名。华东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副教授曾凡林指出,当前我国融合学校和机构数量不足,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专业教师数量短缺。部分学校因缺乏师资或教学经验不足,教育质量亟待提高。

  多名受访家长和专家发现,很多学校的融合教育还停留在物理层面的“随班就坐”,而非教育意义上的“随班就读”。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杨立雄研究发现,有70%的残障人士生活在农村地区,且这个比例还在上升。而农村地区资源相对匮乏,相应的保障服务也不完善。

  尽管有多项法律法规为特殊儿童教育提供制度保障——残疾人保障法和《残疾人教育条例》等明确规定残疾儿童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招收残疾学生的普通学校应当安排专门教师承担随班就读工作。但受访家长和专家反映,现实中,这些规定往往难以全面落实。

  “我的孩子经过很多波折,受教育权益最终得到了保障,但据我所知,还有许多农村特殊孩子的受教育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来自广西的孤独症儿童家长余琳琳说,她所在县只有15万人口,达不到建设特殊学校的条件,想让孩子读特殊学校,就必须到离家200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市租房陪读。

  这种困境在大城市同样存在。北京凯耀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君在调研中发现,普通学校附设特教班师资配比严重不足,“一个班有10名到15名残疾儿童(多数为孤独症儿童),每节课只有1名特教老师在班,根本忙不过来”。

  “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6所普通小学附设特教班,却只有1所普通中学附设特教班。如此一来,在普通小学附设特教班就学的孤独症儿童,小学毕业后又会面临初中无处安置的困境。学段断层不仅加剧特教学校的学位压力,更让部分孤独症儿童被迫中断学业。许多孤独症儿童家长因担忧孩子小学毕业后无学可上,只能放弃融合教育机会,直接选择提供‘一站式’义务教育的特殊教育学校。”王君说。

  师资匮乏还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王君解释道,教师长期超负荷工作,教学质量难以保障,这又降低了家长选择特教班的意愿,进而形成“学生多—师资少—学生少—师资更少”的恶性循环。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不能只满足于特殊儿童“有学上”,更要关注他们是否“学得好”。真正的融合教育应该让孤独症孩子适应环境、获取知识、掌握生活技能、理解社会规则与道德规范。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周详建议,从基础立法层面,要对残疾人基本保障制度进行完善,同时进一步完善我国残疾人教育保障的立法框架以及执法体系,维护包含孤独症在内的残疾人群体的受教育权。在保障基本受教育权的同时,也要积极关注特殊群体的特殊需求,针对群体差异化需求进行特殊的立法保障和政策倾斜,保障其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

  “还可以通过立法促进社会组织关注残疾人教育的特殊需求,通过完善社会组织立法以及公益活动立法,积极发挥社会组织灵活性的优势,鼓励社会资源聚焦和支持孤独症孩子教育的发展。在政府保障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基础上实现对残疾人教育,特别是孤独症儿童教育的重点关注和资源投入,实现‘有学上’到‘上好学’的变革。”周详说。

  在曾凡林看来,政府应加大对融合教育的投入,提高政策支持力度。在师资建设方面,为参与融合教育的老师定编定岗,让专人做专事,并持续投入资源,开展专业培训,提升教师能力。在教学方法方面,进行系统科学设计,邀请专家参与指导,推动各方分工协作,构建专业高效的融合教育机制。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孤独症儿童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胡晓毅认为,应在普通中小学广泛开展孤独症融合宣传倡导活动,宣传科普孤独症相关知识,加入一些趣味性较强的活动,如体验孤独症孩子的感官障碍等,让学校师生更多了解孤独症儿童,学会理解、接纳、帮助身边的孤独症儿童。

  记者注意到,一些地区已经开始积极探索创新模式。有的地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陪读老师;还有的地方建立“学校—社区—家庭”三方联动机制,为特殊儿童提供全方位支持。

  “融合教育的精髓不是要求所有人达到同一标准,而是让教育体系足够包容,为每个生命提供成长的空间。”王君说。

  这一理念的落实,亟须将融合教育从义务教育阶段向终身支持延伸。作为一名孤独症孩子的母亲,法律行业从业者杨君从家长和实践者的角度提出了更具体的诉求:“对于没有职业技能、长期居家的特殊孩子,我们家长或许可以养他们到五六十岁,但他们的未来之路必须提前规划。”

  杨君指出,当前特殊教育普遍缺乏细化分层,无论是义务教育阶段还是职业教育阶段,都缺乏针对不同能力水平孩子的个性化支持方案。“特殊教育需要进一步细化,针对不同障碍类型、不同程度的孩子,提供分级分类的支持体系。融合教育不应止步于义务教育阶段,而应延伸至生涯教育和职业教育,让他们能够走得更远、更稳。”

  在杨君看来,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多方合力:“这就需要我们开发更多样化的教育路径和就业通道,通过事业单位、社会企业等多方联动,为孩子们创造更多元的未来可能性。”她参与的“金寨星星小镇”正是这种理念的实践,希望借此尝试填补大龄孤独症群体离开学校教育后的支持空白。(记者 文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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